周城雄（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数智创新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日豆包手机助手被多款主流App禁用，引发市场广泛关注。这场看似简单的登录纠纷实则揭开了数字时代最具颠覆性的权力重构——人工智能系统与传统应用程序之间正展开激烈的生态位争夺。与此同时，从亚马逊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Perplexity AI，到苹果严控App Store（苹果应用程序商店）审核规则，全球范围内的AI智能体与原生应用的冲突愈演愈烈。在这场博弈中，技术革新、商业利益和监管规则相互交织，共同勾勒出下一代移动互联网的进化图谱。
技术原理层面的根本性冲突构成了这场博弈的底层逻辑。以豆包手机助手为例，其通过无障碍服务接口模拟用户操作的运行机制，本质上是对传统人机交互范式的降维打击。这种绕过App预设操作流程的技术路径，打破了应用开发者精心设计的流量分配体系。就像当年微信小程序对原生App的分流效应一样，AI智能体的出现可能使得应用商店、首页推荐位等核心入口的价值急剧贬值。商业利益格局的重塑成为矛盾激化的直接诱因。
数据显示，中国移动互联网广告市场规模已达万亿级别，其中相当部分的收入依赖于用户主动点击行为。当AI助手可以自动完成比价、购物、订票等高频操作时，不仅直接截断了应用内购买的转化链条，更动摇了基于用户时长的广告价值评估模型。数据主权的争夺则是更深层次的角力场。每个App都是承载用户行为数据的孤岛，而AI智能体的本质是打破数据孤岛的桥梁。亚马逊指控Perplexity AI“非法获取用户数据”的本质，正是对数据资产控制权的宣示。在数字经济时代，谁掌握了数据流动的主导权，谁就能定义未来的商业模式。
然而，现行技术标准的滞后性为上述冲突埋下伏笔。当前主流操作系统对AI智能体的支持停留在基础权限层面，缺乏针对自动化任务的精细化管控机制。以安卓系统的无障碍服务为例，其设计初衷是为残障人士提供辅助功能，却意外成为AI突破应用壁垒的突破口。这种技术工具的错配导致开发者与平台方陷入“猫鼠游戏”的监管困境。而各经济体数据治理体系存在差异，使得一些跨国科技公司不得不采取区域化适配策略，进一步增加了AI智能体的开发成本。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使矛盾难以调和，当一些App以“保护用户体验”为由封禁竞品AI时，实质是在维护其作为超级App的生态垄断地位。而手机厂商推动AI助手的深层动机，则是试图摆脱对应用商店分成的依赖，重塑“硬件+系统”的盈利模式。全球范围内，这种零和博弈的思维可能导致双方缺乏合作意愿，行业标准制定陷入僵局。
面对上述挑战，AI手机的下一步发展路径已逐渐清晰：从“AI功能叠加”走向“AI原生设计”，核心在于构建“端云协同”的智能体架构。
首先，端侧AI能力将成为标配。随着NPU（神经网络处理器）算力的提升和模型小型化技术（如MoE，混合专家模型；量化压缩）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大模型推理任务可在手机本地完成。这不仅保障了响应速度和隐私安全，也为离线场景下的智能体运行提供了可能。未来，一部没有强大端侧AI能力的手机，将难以被称为“AI手机”。
其次，开放且标准化的智能体接口至关重要。平台需制定清晰的规范，允许开发者将其服务“注册”为智能体可调用的能力模块。例如，美团可以将其订餐服务封装为标准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供系统智能体在用户提出“帮我订晚餐”时调用。这种模式既保留了开发者的业务闭环，又融入了智能体的统一调度框架，实现双赢。
再次，个性化与情境感知是智能体差异化的关键。未来的AI手机将深度学习用户的习惯、偏好和所处环境，提供高度个性化的服务。早晨通勤时自动播报路况和日程，会议中实时生成摘要，旅行时智能规划路线——这些都依赖于对多模态数据（位置、日历、消息、传感器等）的融合分析。谁能更好地理解用户情境，谁就能赢得用户黏性。
最后，商业模式的创新势在必行。当交易和服务通过智能体完成，传统的应用内购买、广告展示等模式需要进化，未来可能出现“按任务付费”“智能体服务分成”等新机制。平台、开发者与智能体提供商之间需探索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方案。
总之，AI智能体与App的纷争，表面看是新旧交互方式的冲突，实则是数字服务交付模式的升维。App不会消失，但其角色将从“前台主角”转变为“后台能力提供者”。AI手机的终极目标，不是消灭App，而是通过智能体这一更高阶的抽象层，将碎片化的应用服务整合为连贯、主动、个性化的用户体验。
这场变革才刚刚开始。对于手机厂商而言，胜负手在于能否构建一个开放、可信、高效的智能体生态；对于开发者而言，机遇在于如何将自己的核心能力转化为智能体可调用的原子服务；而对于用户而言，一个更懂你、更主动、更无缝的数字生活，正加速到来。在这场入口重构的浪潮中，唯有拥抱变化、协同进化者，方能在AI原生时代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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